那些笑脸
小时候看《平原游击队》，别人记住的都是李向阳的战友们给翻译官上课，“国际形势是酱紫滴……伟大的苏联红军八拉八拉……”我嘴馋，更关心地下交通站的那张饭桌和旁边的小伙计——那是店小二的标准配置——笑容可掬的脸，清脆的嗓音，瓜皮帽以及肩膀上搭的一条雪白的毛巾。遗憾的是，这部电影我看了不下五遍，始终没有看到酱牛肉和花生米上桌后的特写镜头。
世界很小。工作后，居然和演小二的这位演员的女儿成了工作搭档，而且住在一个家属院儿里。每次见到老人家，耳边总会想起那段很长的贯口：半斤烧酒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一口气不喘报下来还拖着长腔。那时，姓徐的这位伯伯已经从峨影厂厂长的位置退休，当年的利索劲儿已经没了，但和蔼的笑容还在脸上。
经历过无数的店小二和服务员。大部分人，早已经没有了瓜皮帽和白毛巾，我还是能记起他们的笑脸。
刘大勇，山东德州人，在北京三联书店附近一家贵州馆子里跑堂儿。大勇跟我们一帮人混得很熟，能叫出我们二十多人每一个人的姓名，有时候老男人之间要捎什么东西又恰巧没见上面，一般都会给对方留个短信，然后把东西交给大勇，比快递靠谱。有一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大勇就会发短信，或者直接打电话，让我组个局，他来请大家吃酸汤猪蹄花。怎么好意思让他请啊，结果总是一群人呼啸而来，烂喝到后半夜才算完，大勇笑呵呵地坐在一边，偶尔过来接一句不咸不淡的下茬儿。直到结账，某一个人递过去自己的钱包，大勇从里面抽出几张报一个数，然后说：“不好意思，收钱了啊！”然后，再逐一把醉醺醺的人扶到马路边，等他们打车离开，他还站在那里憨厚地笑着招手……店里没人的时候，大勇会坐在店门口，面向着胡同，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后厨的贵州人打嘴仗，说的都是黔东南的方言，一股木浆子的味道……他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
陆慧萍的家在广西荔浦乡下，高中毕业那年，她接到了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家里却凑不出她去上学的盘缠。于是，她来到了阳朔西街，在一家饭馆里做服务员。西街是桂林外国游客聚集的地方，小陆靠着她高中水平的英语和勇猛的开口能力，居然招来了很多的回头客。我是看了同事拍的纪录片，慕名去这家名字叫“没有”的饭馆，门匾上写着“没有变质的食物，没有热的啤酒，没有不好的服务”等等。听到小陆和外国人聊天，我都快笑喷了，她的口语像是在短波电台学的，那叫一个含混不清……小陆的结局挺好，一个外国小伙儿后来向她求婚，两个人现在在荷兰定居。出国那天，小陆到北京转机，我开车送她，她还是自己招牌式的微笑：“我现在荷兰语说得不错，要不要听？”我说：“得啦，有你的英语水平垫底，估计你哪国话都敢说。”小陆在阳朔那家餐馆是做西餐的，不知道去了荷兰，她会不会开一家桂林餐馆？
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像小陆一样自信。有一年麦收季节，在陕西户县采访一位自学成才的乡村教师，碰巧她在广东做服务员的妹妹回来探亲。妹妹叫段金花，一看就知道是见过世面的，打扮得体谈吐不俗。姐姐羞惭地说：“我天天自学，都读完大本了，还没有初中毕业的妹妹知道得多。”姐姐的话激发了我们一个新想法，想随着妹妹去她打工的饭店看看。不久，我们如约赶到了东莞长安镇的一家酒店，金花却没有出现。原来，这里的服务员除了上菜，还有义务陪侍。拍摄没有进行下去，但金花其他的姐妹们在客人面前的笑容，至今想起来仍然让我不寒而栗。
最早知道店小二这个词，是在《水浒传》之类的古典小说里，他们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出场也基本上是给大英雄展示性格做铺垫用的。而在真实的生活里，经常结识各色的店小二，他们大都远离故乡和父母，只身在他乡打拼，都很有个性。记得当年选择做传媒，是受了一位东北作家的蛊惑。他在文章里说，每个人只能活一辈子，但做记者，你可以伴随很多陌生人的生命轨迹前行。其实，食客和小二也是陌生的，也是一种相逢，这种短暂的路遇往往和有特色的饭菜一样，能够让你的旅程充满回味。
不过，现在挑饭馆，除了味道，我一般只去有熟识小二的店家，并且适应了这样知根知底的信任感。管理严格的大酒家，把服务员训练得像一个模子出来的，反倒很少去了。比如我们单位门口的一家河南馆子，菜也就那样，所有服务员却统一穿着诱惑无比的山寨空姐制服，仪态举止整齐划一，说奥巴马式长排比句，热情而不容置疑。尽管这些姑娘很养眼，腰细腿长口才好，但说实话，就像机器人，我实在分不出谁是谁，只能很无奈、很流氓地死盯着她们的胸牌……
200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