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无日餐
玉珍是我同事的女儿,一个漂亮的藏族姑娘,我儿子陈乐的好朋友。周末,玉珍和陈乐玩了一下午,到了吃饭的时间,陈乐自告奋勇地推荐了几处附近的餐馆,玉珍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吃日餐。这下把乐乐给问住了,只好求助地望着我:“吉野家算日餐吗?要么,面爱面?”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说:“别想了,这附近就没有像样的日餐。”
确实如此,北京好吃、正宗的日本料理大都分布在东部,不用说“四叶寿司”、“慢走”这样几乎和日本别无二致的寿司店和居酒屋,江户川、松子之类的快餐日料也不少,甚至还有“隐泉”这样的加州风格美式日餐……而在西部,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让我记忆深刻的日本料理。
上次和朋友一起去道乐吃日式自助,一百五十元一位,餐厅服务严重迟缓,弄得请客的主人几乎掀了桌子,客人也报复性地点了一批自己根本吃不完的贵菜(比如起司大虾)……总之,一顿饭吃得非常不开心。
其实从前,公主坟附近还是有挺不错的日餐的,梅地亚中心的二楼就有间“富士屋”:两个日本厨子带着中国的伙计,老板是一位日本遗孤的女儿,每次见面都会过来轻声地打招呼。这位老板非常喜欢我儿子,每次见到陈乐,或者给他一些糖果,或者把他领到开放式厨房前问他想吃什么。儿子是个土鳖,每次都会指着做卷寿司用的黄咸菜,厨子说着日语哈哈大笑,给他切一细条,让他一路嚼着回来。
梅地亚中心建成后不久就有了这间日本餐厅,原因是该中心是央视和日本广播协会(NHK)合资的产物,一开始楼上有日方的管理机构和雇员。所以,在厨房外面的吧台上方,电视里永远播放的是NHK的卫星台。几个日本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看着电视里播出的相扑、红白歌会等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节目。他们喝着清酒,偶尔会轻声喊几句,攥着拳头在胸前使劲比划一下。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就餐环境,空气里弥漫着某种暧昧,恍惚身在异域。
后来,办公室搬到了梅地亚写字楼,时不常会在这里吃一个鳗鱼饭当午餐,偶尔在这里招待客人时,一般我会点上几种鱼生、一个烤银杏、一碗纳豆外加什锦天妇罗或是鸡素烧。去得多了,就和店员们熟悉起来,点菜前,总有个穿着和服的湖北姑娘过来告诉我:加吉或是黄狮是今天早上刚刚送来的……因为是熟客,她很少向我推荐三文鱼这样的大路货。记得蔡澜在《日本谈吃》里专门写过,日本人叫三文鱼为鲑shake,多是用盐腌过,煎来吃。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只有在假东洋店里,本地大师傅头上绑着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
去年梅地亚装修,把所有承包出去的餐厅都收归店方统一经营,富士屋也不得不离开,这期间老板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欢迎我去她苏州桥的分店,我当时还欷歔感叹了一番,但很快因为太忙就把这事儿忘了。
今年年初,因为工作应酬,又去了一次梅地亚,富士屋的原址上开的还是日餐,连装潢格局都没有改变,但菜已经今非昔比。生鱼的侧面颜色已经发暗,显然不够新鲜,寿司的米粒也格外松散……坐在那里,我一面感叹“去年今日此门中……”,一面决心去一趟苏州桥那家富士屋正本清源一下。可知情的人告诉我,苏州桥那家已经倒闭,要去就只能去学院路的分店。据说这家走的是大众路线,可能还是客源的问题吧,价格已经降了些许。日本餐馆关键吃的是材料和新鲜,容不得偷工减料,不知那位女老板现在经营得如何。
两周前去日本开会,作为一个日餐迷,我十分享受,日本料理的精致和美味让我流连忘返。回到北京,几次想在周围寻找一下记忆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像这次玉珍提出来吃日餐的要求,我穷尽自己的大脑和手机的餐饮储存,最后选择了金融街的一家拉面馆子。手工拉面,面条雪白剔透,爽滑弹牙,汤头是乳白的猪骨汤,回味绵长。另外他们的飞鱼子西兰花和小土豆之类的小菜做得也精致可口。
陈乐同学吃得满头是汗,一边嚼着面碗里肥厚多汁的叉烧,一边不放心地问玉珍:“嗨,你说咱们这吃的是日餐吗?”
200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