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瓜
照例，和儿子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美食探险。
没办法，交友不慎，经常有人问我又发现了什么新的好吃的地方。我这个人好面子，打肿脸充胖子也要说出个子丑寅卯。这其中的很多心得都来自于我和儿子的北京西部美食搜索行动。
以公主坟为圆心，半径十公里就是我们的非洲热带丛林，没有罗盘，没有向导，仅靠着我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犬分队的训练，完全凭嗅觉找到一些浆果、凤梨以及红毛丹。
每次找到一个新鲜去处，我和儿子都谨慎地挑几样便宜的当家菜。如果尝试还可以，记下电话、地址，下次约朋友再来。当然，买单的都是有钱人，或者其他一群狐朋狗友。
昨天的探险活动，历时一个小时，最后因儿子饥饿的肠胃而终止，在增光路紫玉饭店门口，儿子说：“爸，歇了吧，哪儿吃不是吃？”停车的旁边是一家叫京都苏氏牛肉面的饭馆。
当我知道这家面馆就是原来航天桥的那家苏氏的时候，黯淡的心情顿时又晴朗了起来。苏氏牛肉面，那里埋藏了我多少可爱的回忆啊。从上个世纪开始，我的很多节目加夜班，最后都是在这里结束的。记得我们机房有个技术权威，曾经变戏法似的两分钟吃完一大碗刚出锅的拉面。
一吃，果然是原先的味道，服务员的态度也还是那么恶劣，我太喜欢了。从吃全聚德烤鸭开始我就培养出了对饭店服务员的敬畏感，后来有了九华山烤鸭店，鸭子和菜都比全聚德味道口感好得多，但我仍然觉得不过瘾。终于到了有一天，我需要加菜，在喊小姐的时候，过来一个阿姨，厉声说：“我们这儿只有服务员，找小姐上别处去。”我才觉得，这家饭店才真正够了“档次”。
所谓店大欺客，如果菜做得不好，服务员是不敢耍态度的，这是我在北京居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最大的收获。
我和儿子享受完了一碗宽汤细面以及服务员的恶劣态度之后，相视一笑，的确，我们爷俩儿是一对“面瓜”，我们太爱吃面了，对北京西半部的所有面馆几乎了如指掌。
曾经带着剧组的十余人呼啸着去甘家口柴氏牛肉面。队伍中有位实习生，当场高呼不解，“这么大老远，就为吃这么一碗……面？”我原谅了这个北方出生的、味蕾发育不全的女孩，柴氏牛肉面是我们看着从一个街边的苍蝇小馆发展到今天接近两百个座位每到饭点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必须等座位的大面馆的。
至于府右街北口的延吉冷面，我从1982年开吃到今天，用他们经理的话说，“就餐次数在前三名之内”。关于这间饭馆，我会专门认真地写一篇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论文，而且会辅以大量照片。
白纸坊桥有一间兰州拉面馆，据说是有个叫“莎拉娜”还是“张娜拉”的韩国影星的最爱，每次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奔那里。我也去吃过多次，这家的最大特点是面汤是粉红色的，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个汉字，绯闻。前几天，和几位朋友喝嗨了，便到那里醒酒，一位朋友说：“这就是你推荐的？这比我们成都的面差远了。”他显然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碗面就不错了，尤其是在北京这种没有基础饮食的城市。
我所谓的基础饮食，就是一个城市走路五分钟之内可以果腹的，而且味道过得去的吃食。比如蔡澜无论到哪里都会想念香港的云吞面；比如我的朋友杨晓肃每次回桂林，不回家，先要四两桂林米粉；再比如十几年前，我可以在南京的隆冬里，从二楼的窗户吊下一只篮子，要一碗鸭血粉丝汤。但这些在北京是不可能找到的。
到现在，我和儿子也无法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对面情有独钟。我的老家在安徽，每次跟北京人说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南方人啊。”而每次去广东，他们又说：“你北方人哈。”安徽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好在我有一个叫侯卫东的写诗的朋友，曾经给我朗诵过一首麻醉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安徽人的诗，“有人说她是南方/有人说她是北方/南方和北方手牵手/坐在了淮河的岸上。”原来，安徽就是祖国裆下的位置。
但在老家，吃得更多的是大米，再加上我面貌上的马来人种特征，我更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面如此热爱，而且不管是兰州拉面、山西削面、河北莜面、河南烩面、上海阳春面、四川担担面、杭州片儿川、武汉热干面都来者不拒，如果非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的话，我想，我还是找不到。
十年前，在山西运城拍片，村里招待我们吃扯面，北京的一堆小朋友都不吃，唯独我哗哗地干了两碗，必须说明的是，碗是八寸的海碗。出来的时候，村长拍着我的肩膀问：
“陈记者，老家哪里呀？”
“安徽。”
“噢，难怪，也是苦地方啊。”
2006年4月26日